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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汽车产业目前貌似人人在管，实则无人负责。这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核心在于，缺少一个有使命、也有权力的部门来统筹规划、协调落实、有效管理。在汽车产业相对弱小，对国民经济无足轻重的十年前，这种乱象或许还无伤大局。但对于今天的汽车产业，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从进入汽车社会后国家所遇到的众多挑战来看，行业、企业和消费者都呼唤这个部门早日出现，为做强汽车产业做好顶层设计，为汽车社会的健康前行排忧解难！
转变政府职能是建设科学、稳定、统一的法制管理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政府应该“管什么”的答案。一方面，政府职能必须由行政审批型向监督服务型转变，更进一步简政放权，给企业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简政放权不等于无所作为，要真正做到管好“该管的”。对做强汽车产业而言，国家必须牢牢掌控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全局性的总体规划，牵头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横向难题（比如能源、环保、交通等），并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来实现目标管理。除此之外的权限应尽可能下放，真正做到“总体掌控、局部灵活”。目前在简政放权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
对于地方，国家应该给予其更大的灵活度。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们的一个省往往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体量，强求一致只会弊大于利，灵活发展则将更有活力。以车用能源为例，各省大可结合区域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甲醇、乙醇、天然气等代用燃料各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应鼓励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区域特点发展汽车产业，以及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健康汽车社会。
对于国企，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体制改革。最先要改变的就是考核机制，要让国企关注做强而非简单做大，关注自主而非合资，关注提升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而非简单追求拼凑的规模。如果目标总是盯在眼前的产值和利润上，则短期效应将永远难以消除，国企将很难聚焦自主、专注研发。同时要赋予国企更大的自主度，允许他们按市场经济的需求兼顾眼前与长远利益自由搏击。唯有如此，掌握更多资源的国企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做强国家汽车产业主力军的作用。
对于技术路线，国家不宜越俎代庖替企业决策，只需制定目标、监控结果。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技术路线来满足国家法规和标准，应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按市场需求自行决定。例如节能补贴，政府可以规定达到了怎样的标准就给相应的补贴，而不是简单地专门针对某种技术制定补贴政策。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