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度平台”等几个字让人回忆起此前打车过程中的不良记忆，据报道司机电召业务需要司机缴纳120元每月的费用，这个角度的话，电召业务和打车软件事实上属于一种竞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属于调度平台属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性质？

　　看到关于打车软件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已经有7000多名司机支持支付宝钱包扫码付，日扫码付车款的交易量在30000多单。当然，整体的数据还要远远高于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来打车软件和电召业务之间的差别，就像传统行业和互联网业务之间的竞争一样，一个更加注重管理，并征收费用，另外一个偏重服务，并且给予补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后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出现了，在没有违反现有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新事物出现，请不要以任何借口狙击新事物。

　　事实上，关于这个机会，无论是打车软件和电召产生了竞争，又或者别的领域让出租车行业出现了变故，如果这个变故是整体推进的领域，以监管者的身份制定相关的政策，正如互联网淘汰了传统媒体不能限制我们使用互联网，这些都属于行业推陈出新的举措，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二、“打车难”问题解决者不应被扼杀。

　　事实上，将政府解决不了的事情交给市场，不仅能够尽善尽美地解决掉，还能给予各方带来更多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还要查收。关于出租车打车难的情况，这几年也是媒体议论的重点内容，关于出租车涨价、出租车公司份子钱、黑车等方面也成为大家质疑的对象，政府作为调停者进行协调，但是效果并没有改善，仍然有着多个方面都不满意，现在打车软件出台，出租司机的载客率和收入都提升了，乘客打车更加方便了，并且相应的打车的成本也降低了，没有触碰出租车公司的核心利益，在这样的档口，如果加以限制，出出发点到合理性都很难找到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