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还是“市场论”？
 
　　吴迎秋：合资股比是一个很具体的产业政策话题，对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大家有什么看法？

　　董扬：我认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需要一个国际意识，从国家、人民的综合的利益出发，中国汽车产业应该怎么发展，这么大的产业，全球最大的市场，不能够掌握在一个部长甚至于司长甚至处长手里。

　　汽车速度发展这么快，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有多高，汽车的技术就应该提高到多高，汽车本身的发展应该按照国家经济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我认为现在汽车需要一个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是用产业政策的方式出现，还是用别的方式出现都没有关系。事实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对于本国的汽车产业都有明显的国家意志。
 
　　吴迎秋：那么我们究竟是看政策还是看市场？

　　朱华荣：这两者不矛盾。

　　董扬：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志乐：过去的领导讲过这样的话，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要相机抉择，这是错误的。未来的汽车发展肯定市场多一点。因为应该有一个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三中”全会实际上完成这个东西，究竟下一步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时间表都有。

　　关键是怎么样改善政府的管理非常重要，大的方向管的越来越少，中央甚至于提出地方原则上不办企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央企或者国企管理上应该有创新。大家都应该适应“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的大目标。现在，工商局又把企业年检给取消了，好多东西都在不断变。
 
　　吴迎秋：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关于股比的讨论，其实无论谁在讨论合资股比时都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问题上。而是反映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比如现在新一届政府提出来减政放权，有的人就认为这个那个都放了，唯独汽车没有看到放开政策限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说法？

　　董扬：现在咱们的观点还是要出产业政策，但是可以按照当前的形势，比如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管，对于自主开发，对于新能源汽车，对于海外战略，都应该顺应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些变化。
 
　　吴迎秋：但是目前来看，我国汽车产业没有引进退出机制。例如新能源汽车，很多企业都在搞，但是没有哪家企业退出，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王志乐：现在这种体制，外资企业有可能也搞不下去。但是现在的体制保护了一些企业，它可以不用承担发展不利的责任。真正放开的时候，对外资企业并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对它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最后要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一个格局，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

　　朱华荣：退出机制现在市场这只手已经在起作用了。可以看到，近五年经营不好的企业都在被兼并、被收购，这几年汽车企业数量越来越小了。当前确实有一个政府干预，特别是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让一些该退的企业退不出去。

　　董扬：我倒愿意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上舆论担心汽车产能过剩，业内也不希望无序的发展，而地方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手段呢？为什么这样？

　　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里不但要改革汽车的准入、放开，更要改革国家对于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它现在是向企业生产端收税，以政绩论英雄，不是以促进市场为主，它不是以促进当地繁荣和市场消费为主，是促进生产为主。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到2200万，已经和全世界有密切联系，当前这样一个阶段中国汽车产业自身的利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或者不是最迫切的。现在完全可以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来发展汽车产业，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一句话在以前，在汽车产业很弱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有自身的利益。但是现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重合，我们愿意按照国家利益的方向和人民需求的方向去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