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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业界权威:合资股比放还是不放(2)

2014-03-03 12:00出处:汽车商报 [转载]责编:王思

 
  “品牌没有属性,但品牌背后的所有者有”
 
  吴迎秋: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汽车从业者是反对股比放开的,其理由是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冲击,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王教授认为,这种担忧是否有必要?

  王志乐:我发现现在的舆论、媒体,还有一些汽车人的思维有“三个混乱”,这“三个混乱”导致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第一,概念混乱。第二,逻辑混乱。第三,理论混乱。我们现在思想状态、理论状态有问题。

  为什么说概念混乱?比如媒体上习以为常的自主品牌概念,这是个伪概念。你看看哪个国家提出来过本国品牌叫自主品牌。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自主品牌。首先作为品牌,肯定有其所有者,例如长安汽车属于长安集团,比如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中国人肯定不认为沃尔沃是中国自主品牌,但是它是中国吉利公司的自主品牌,这恐怕没人反对,因为它是有所有权,有控制权的。

  你的品牌能否存在实际上是市场决定的,如果你在当今时代要想打破固有体系,就必须有一个全球品牌才站得住。而这个全球品牌恰恰是在全球市场中博弈出来、搏杀出来的,不可能人为按照政治规律搞出来。而我们这些年,由于概念混乱,大家在搞自主品牌的时候给它不自觉的搀进了很多非市场、非企业因素,变成了一种政治活动。
 
  吴迎秋:您认为应该将中国汽车品牌称作什么?

  王志乐:如果讨论中国某企业的品牌,最合适的称谓应该是中国企业自主品牌。在这个概念上我们不能混淆。这一混淆就会带来一个客观的问题。如果是企业品牌,那它当然是按照企业规律去搞品牌,但是咱们这么多年把企业问题上升到政治化、民族化、国家化,偏离了企业搞品牌本身的规律了。

  董扬:企业品牌没有属性,但是背后的掌控者是有国界的。例如李书福买沃尔沃,并没有把沃尔沃总部和它品牌有关的东西都迁到中国来,实际上是获得了它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就像香港招商局完全是大陆的资本,但是它在贸易这方面是属于外资。

  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品牌分为中国和外资,外资品牌不是中国品牌,实际上是引进的品牌,像大众、宝马,就是外资品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也注册了一个品牌,比如宝马的之诺,这样它就是一个中国品牌。

  朱华荣:我赞同这样的说法。我们把品牌和资本看作资源,资源本身虽然是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属性。但是掌握这些资源的人,也就是资本家、品牌所有者,以及品牌所有者后面的政治团体是有国界的,是有民族属性的。

  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世界经济发生变化,或者巨大波动的时候,它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看到。
  
  吴迎秋:如何理解“逻辑混乱”与“理论混乱”在合资股比放开中的影响?

  王志乐:逻辑混乱是指关于外资企业“身份”的认定。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明确提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概念在前两年被混淆了,很多人就把外资企业看作是外国企业,一旦让它控制了就好像中国人就丢了东西了。因此,有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是排外的。后来又有两个文件对此进行了纠错。

  第三个混乱更严重,是理论混乱。近年来,跨国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1991年底苏联解体世界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以后,企业竞争的环境变了,出现了全球市场,以前不是。有了全球市场以后,原来的跨国公司的战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是跨国经营,现在是全球战略,所谓的全球战略不是空的,价值链所有的环节在全球布局,第一是战略变了,第二是管制变了,往往我们喜欢看资本来自哪儿,1992年以后,很多跨国公司的股权被大大国际化了,甚至于有时候都分不清这个公司是哪儿的。

  目前国际上几家大的汽车公司,大量的股权在最近这20年也是全球化了。他们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全球管制。第三,这些跨国公司要想在全球挣钱,必须承担全球的责任,环境、社会、反腐败的责任,这些公司出现三大变化——全球战略、全球管制、全球责任。

  还有一个变量,企业海外部分越来越大,甚至超过50%。我把这种海外部分超过50%的企业称之为全球公司,不再是跨国公司了。这种公司和你的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比如美国和中国发生矛盾,通用汽车、微软是占在中间帮助两国政府协调的,不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了。

  这个理论出现了以后,我们再看原来搞的中国汽车产业的思路就太狭隘了,没有想在这个世界中怎么样整合更多的资源。

  董扬:我觉得王教授的全球理论,趋势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用这个理论解释“现在我们可以放开”,或者“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个在实践中有差异。我举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日本在中国合资的整车企业,以采购日本的零部件为主,韩国在中国投的整车公司,以采购韩国体系的零部件为主。他们公司在这个行为中间,拉动和自己亲近,有血缘关系的公司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绝不是非常公平的。在前两年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向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日本那个地方灾害不断,现在在中国也挺大了,能不能就此把你的芯片厂、高级、精密的东西迁到中国来,结果石沉大海。我侧面打听,日本死活不往中国放,他怕你搞的太全了。

  朱华荣:我有一点不同的是,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一套全球化趋势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下的期待。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理论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当前不是说自主品牌活不下去了。但我希望能够再给自主品牌一些时间,比如说10年,这个10年对于中国的品牌可能是巨大的支持。

责任编辑: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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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业界权威:合资股比放还是不放(2)

2014-03-03 出处:汽车商报 [转载] 责编:王思


 
  “品牌没有属性,但品牌背后的所有者有”
 
  吴迎秋: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汽车从业者是反对股比放开的,其理由是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冲击,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王教授认为,这种担忧是否有必要?

  王志乐:我发现现在的舆论、媒体,还有一些汽车人的思维有“三个混乱”,这“三个混乱”导致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第一,概念混乱。第二,逻辑混乱。第三,理论混乱。我们现在思想状态、理论状态有问题。

  为什么说概念混乱?比如媒体上习以为常的自主品牌概念,这是个伪概念。你看看哪个国家提出来过本国品牌叫自主品牌。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自主品牌。首先作为品牌,肯定有其所有者,例如长安汽车属于长安集团,比如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中国人肯定不认为沃尔沃是中国自主品牌,但是它是中国吉利公司的自主品牌,这恐怕没人反对,因为它是有所有权,有控制权的。

  你的品牌能否存在实际上是市场决定的,如果你在当今时代要想打破固有体系,就必须有一个全球品牌才站得住。而这个全球品牌恰恰是在全球市场中博弈出来、搏杀出来的,不可能人为按照政治规律搞出来。而我们这些年,由于概念混乱,大家在搞自主品牌的时候给它不自觉的搀进了很多非市场、非企业因素,变成了一种政治活动。
 
  吴迎秋:您认为应该将中国汽车品牌称作什么?

  王志乐:如果讨论中国某企业的品牌,最合适的称谓应该是中国企业自主品牌。在这个概念上我们不能混淆。这一混淆就会带来一个客观的问题。如果是企业品牌,那它当然是按照企业规律去搞品牌,但是咱们这么多年把企业问题上升到政治化、民族化、国家化,偏离了企业搞品牌本身的规律了。

  董扬:企业品牌没有属性,但是背后的掌控者是有国界的。例如李书福买沃尔沃,并没有把沃尔沃总部和它品牌有关的东西都迁到中国来,实际上是获得了它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就像香港招商局完全是大陆的资本,但是它在贸易这方面是属于外资。

  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品牌分为中国和外资,外资品牌不是中国品牌,实际上是引进的品牌,像大众、宝马,就是外资品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也注册了一个品牌,比如宝马的之诺,这样它就是一个中国品牌。

  朱华荣:我赞同这样的说法。我们把品牌和资本看作资源,资源本身虽然是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属性。但是掌握这些资源的人,也就是资本家、品牌所有者,以及品牌所有者后面的政治团体是有国界的,是有民族属性的。

  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世界经济发生变化,或者巨大波动的时候,它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看到。
  
  吴迎秋:如何理解“逻辑混乱”与“理论混乱”在合资股比放开中的影响?

  王志乐:逻辑混乱是指关于外资企业“身份”的认定。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明确提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概念在前两年被混淆了,很多人就把外资企业看作是外国企业,一旦让它控制了就好像中国人就丢了东西了。因此,有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是排外的。后来又有两个文件对此进行了纠错。

  第三个混乱更严重,是理论混乱。近年来,跨国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1991年底苏联解体世界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以后,企业竞争的环境变了,出现了全球市场,以前不是。有了全球市场以后,原来的跨国公司的战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是跨国经营,现在是全球战略,所谓的全球战略不是空的,价值链所有的环节在全球布局,第一是战略变了,第二是管制变了,往往我们喜欢看资本来自哪儿,1992年以后,很多跨国公司的股权被大大国际化了,甚至于有时候都分不清这个公司是哪儿的。

  目前国际上几家大的汽车公司,大量的股权在最近这20年也是全球化了。他们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全球管制。第三,这些跨国公司要想在全球挣钱,必须承担全球的责任,环境、社会、反腐败的责任,这些公司出现三大变化——全球战略、全球管制、全球责任。

  还有一个变量,企业海外部分越来越大,甚至超过50%。我把这种海外部分超过50%的企业称之为全球公司,不再是跨国公司了。这种公司和你的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比如美国和中国发生矛盾,通用汽车、微软是占在中间帮助两国政府协调的,不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了。

  这个理论出现了以后,我们再看原来搞的中国汽车产业的思路就太狭隘了,没有想在这个世界中怎么样整合更多的资源。

  董扬:我觉得王教授的全球理论,趋势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用这个理论解释“现在我们可以放开”,或者“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个在实践中有差异。我举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日本在中国合资的整车企业,以采购日本的零部件为主,韩国在中国投的整车公司,以采购韩国体系的零部件为主。他们公司在这个行为中间,拉动和自己亲近,有血缘关系的公司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绝不是非常公平的。在前两年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向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日本那个地方灾害不断,现在在中国也挺大了,能不能就此把你的芯片厂、高级、精密的东西迁到中国来,结果石沉大海。我侧面打听,日本死活不往中国放,他怕你搞的太全了。

  朱华荣:我有一点不同的是,王教授刚才说的这一套全球化趋势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下的期待。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理论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当前不是说自主品牌活不下去了。但我希望能够再给自主品牌一些时间,比如说10年,这个10年对于中国的品牌可能是巨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