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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准入，我认为在现今的形势下，汽车准入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准入制度的初衷原本在提高汽车产业门槛，避免资源浪费。可时至今日全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多达1300余家，仅整车就有171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停产或接近停产，甚至不乏市场竞争的失败者靠“卖”资质给优胜者来“获利”的怪现象。如此准入制度岂不是在限制“优”者进入、保护“劣”者生存了吗？今年国家终于出台了退出机制，对首批48家企业亮了红灯。实际上，目前全世界的汽车厂商大都进入中国市场，市场竞争趋于饱和，再坚持准入已无太大意义，到了让市场来判断谁才是最适合做汽车的企业的时候了。新形势下取消准入，有利于汽车产业的市场化竞争，更有利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按现有的准入制度，中国将很难产生像美国特斯拉这样的电动汽车“黑马”企业。
最后，我认为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单单是更大力度的简政放权，还有另一个重要指向，就是真正把事关经济转型升级、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总体规划抓起来。在这方面要重新评估、用心补课，原来没管起来的要认真管起来，管得不好的要努力管好。否则该管的国家战略没有管，国家就会迷失方向；不该管的管多了，就会妨碍企业的正常运营和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做好了定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才能真正改观。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是建设科学、稳定、统一的法制管理的关键
立法和执法是法制管理的具体环节，两者互为因果、互为保障。立法必须科学系统，方能为执法提供合理依据，并使执法成为可能；执法必须严格有效，以确保立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最终达到立法的目的。国家战略正是通过立法和执法来加以体现和实施的。对现今的汽车产业而言，这两方面的差距都非常明显，突出表现为：一、立法的高度不够，前瞻性不足。国家立法应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如何为做强汽车产业服务，如何使汽车产业健康发展、造福百姓。二、立法的研究不够系统、考量不够全面、讨论不够充分。三、执法的态度不严、力度不够，很多时候有“自欺欺人”之嫌。这三点相互交织，使很多非常紧迫的复杂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和难以解决。下面试具体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