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技术排他性和扭曲市场价格，上海市政府规定，在早晚高峰期，禁止使用“嘀嘀“和“快的“打车软件。寒风中，白发苍颜的老人无力招车的画面成为行政禁令最有说服力的支持招贴。

        这也提醒创业者，找不到打车软件的“补丁“，无法设计包容性的解决方案，刚启动的模式将会很快熄火。

        完善打车软件的“补丁“在技术中找不到，只能社会关系中求。

        只有想不透的问题，没有找不到的方案。打车软件需要的“补丁“得先从理解“外部性“开始。创业者必须理解，在带来效率的同时，新技术一定隐含社会外部性。技术效率的方程式可能没有包括它。但是，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让老人打不到车，只此一条“外部性“就可能废掉打车软件的“先进性“。这样的“外部性“一旦发酵，却会摧毁新技术的合法性，化先进为腐朽，直至消亡。

        所以，关注“外部性“是每个企业的必修课。

        正负外部性

         什么是外部性？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单个企业对社会造成的额外影响，但却没有承担责任或分享获益。这样的额外影响就是外部性。延伸庇古（ArthurPiguo）的论述，科斯（RonaldCoase）把经济活动的社会“外部性“（externality）运用到对个体收益与成本和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中去，并建议用明晰的产权来解决它带来的问题。

        经济理论是群居社会的互动协议。那些能够提出更好群居形式的人就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家。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理论核心概念的问题，并提出新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这样，科斯用“外部性“代替了“边际成本“，用制度经济学补充了古典经济学。

        外部性有两种。比如，抽烟的人不会对二手烟造成的危害支付治疗费用，他们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y）。又如，邻居种花给隔壁的养蜂人带来额外的收成，却不会因此获得分成，反之亦然。花农和蜂农之间互相产生社会的“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y）。“正负外部性“没有包括在传统经济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中。早先，“正外部性“的效果包容在传统文化的社会互惠价值观中。同时，“负外部性“的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例如，人们只本能地知道二手烟不好，但没有系列的说法让吸烟的人负责任。不久，社会治理污染的成本唤醒了人们。大家也认识到，商业的损人利己行为有理论界定，可以合法维权。比较分析企业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正负外部性的经济账是能够计算出来的。随着技术企业社会影响的扩大，正负外部性的矛盾就成为每个企业都必须回答的考题。

         企业不思考，政府替你回答。高峰期禁用打车软件，它就是监管部门对企业“负外部性“行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