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汽车限购又是“半夜鸡叫”，杀得消费者措施不及。我们暂且不论其政策出台是否经过听证，限购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环保、畅通还是为了地方政府增收，只谈谈在当前限购成为各地方政府热衷的治堵、治霾“妙招”的情境下，限购是否公平？

        十八大，党的新一代领导班子闪亮登场，针对当前社会不公，顺应民意，提出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诠释了党中央对“公平”的重视。三中全会公报全文15次提及公平，并从市场竞争公平、政府治理公平、财税体制公平、城乡公平、教育公平、司法公平等全方位进行了解读和阐释。这预示着执政党执政思路已经从“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算好猫”的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转变，顺民心、得民意。而限购政策，有失公平。

        第一，造成先后不公。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5亿辆，其中，民用汽车约1.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为2.8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2.2亿人。这就表明，就现有汽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构成简单分析，有近8000万人有照没车，并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大。据有关机构2011年统计，全国驾校学员人数已经突破2000万人，这就意味着，每年将会新增2000万购车需求。汽车限购将直接造成先购车者对后购车者而言，相对较低成本地购买和使用汽车，间接享有更多的路权，这是非常明显的先后不公。

        第二，造成贫富不公。上海、广州最近一次车牌拍卖，最低成交价分别为73800元和12300元，且呈不断上涨趋势。这就意味着，消费者购车将多付出上万、几万元的车牌购买费用。2013年上海、广州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851元和42066元。这就意味着，以人均收入计算，上海人想购车，首先得近两年才能凑足车牌拍卖费用，广州人想购车付出的购车款外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车牌拍卖费用的上涨，直接将抬高私车购买成本，对高收入人群影响不太明显，但对具备经济型家用轿车消费能力的社会中层，增加的成本不容小视。这或许将造成富人可以坐私家车，而穷人只能挤公交车，社会各阶层对城市空气净化、道路畅通承担的成本不平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满足人民需求。”汽车限购，无论是摇号还是拍卖，对计划购车的消费者来讲，都增加了成本（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显然会限制一部分消费者的购车需求。而在汽车已经从炫富工具转变为基本交通工具的当今中国，限制购车需求就基本等于是对人民快捷、舒适的出行需求和权利的限制。汽车的需求，应该和住房需求一样被重视、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