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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有限的城市道路交通资源所引发的持久拥堵，主流城市或已经实施限购限行措施，或即将实施限购限行措施。在限购限行措施将出未出之际，人们的恐慌性购车会成为引发中国车市急速扩张的根源之一，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关城市的道路资源的进一步紧张和购车容易停车、养车难等矛盾的集中爆发。
作为政府部门，总不能一方面鼓励民众购车，另一方面却又限制民众用车，否则和谐社会如何能够建立？除非你在鼓励民众购车时就已经明确告知其用车的“巨大代价”。
特别是在目前中央强调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普通民众用车与公务、商务用车在相关价格承受能力上的差异的矛盾，社会怨气极可能会持续积累，长此以往反而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就比如北京市正在酝酿的征收拥堵费的问题，所谓的低排放区是怎么划设的？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如果该区域内有居民，那么这些居民的车辆该如何缴费？总不能用“拥堵费”逼迫这些居民搬迁吧。而对于进入需征收拥堵费区域的公务车、商务车，不能因为有钱就可以肆无忌惮，毕竟开征拥堵费的初衷恐怕不是为了加大“官商民”之间的矛盾的吧！
此外以北京为例，为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有关部门正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打算全面开通公交城区主要道路的公交专用通道。其出发点和愿望可谓良好，但是现有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开设公交专用通道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最大限度地保障其他社会车辆的路权，也就是公交车应该不再被允许在普通道路上长时间行驶，这就如同社会车辆不被允许占用公交专用车道是一个道路，否则就还是没能做到对不同主体的平等对待。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停车。在当下停车位与汽车保有总量极不匹配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来进行调控，难免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了，现实中不是我想违章违停，而是你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合法的停车位，叫人如何遵纪守法？
解决之道，一方面城市规划部门要有前瞻性地加大城市停车设施、公共交通设施等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另一方面根本改变城市道路拥堵，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假以时日，在过渡期，需要“官商民”等参与各方本着谅解和互让的原则，理性对待。这其实也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和大城市、特大城市管理能力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