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市政协提出，力争5到10年内实现中心城小汽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研究制定政策将合法停车位作为购买小汽车的基本前提，提高小汽车保有门槛。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这个建议者自己本身拥有车辆，不用为未来能否购买到汽车担心。

        笔者建议这个政策更改为，“如果车位的增长赶不上汽车的增长速度，相应负责、监管的领导请辞”，这样的问责制度，应该大家都很欢喜，并且车位也不再是阻碍汽车销售的借口。

        近几年汽车相关的雷人政策，层出不穷，让人很不理解，现在这么多的智商、情商高的人士击破铁门槛，加盟公务员，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政策。从出发点、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和政治生态环境上有三点可以去尝试探析一下，以便能够杜绝类似的政策出现。

        第一点、很多建议看起来“代表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己之私”。

        车位应该是附属物，怎么可能成了购买汽车的必备了呢，按照这个思路，笔者想问，谁家不买车先买个车位备着，然后等待那一天自己幸运了，摇号中了然后才有自己去买车。就像前几天的有人针对“明星跳水”的评论，不如让民众去高速公路上跑步，撞不死才有资格买车呢。荒唐的政策只有荒唐的人才能制定出来，可能有些政协代表真的认为自己代表民众了，自己衣食住行也能代表相应的民众。

        事实上，估计能看到地方政府汽车限购政策猫腻的人很多，这么显眼的事情，但是一些能够为这些事情建言的人士反倒是避重就轻，这个行业原本负荷累累的情况更加不堪重负。

        停车位在当下大多数城市都不够用，这些不光中国方面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我国媒体都在批评地方政府限购的时候，特别是相关一些部门领导也作了说明，称短时期内实行限购、限行政策，这个当口，又出现了这种声音，请问这是在为政府脸上抹黑吗？

         所以在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笔者就考虑这些人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说话，作为代表原本是站在民众的角度，但是从建议的内容来看，偏离太远，作为政府性的组织，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也符合情理，但是上述的分析也说了不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双重的身份，却找不到立足点，只能认为这些是站在自身的利益上进行说话，这个时候，“损人不利己”的时候还是不要做了吧。

         第二点、疏导要比堵截更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的严重性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也想要更为优美顺畅的环境，只是我们不想以牺牲汽车行业为代价进行改变，并且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为什么非要整死汽车行业去进行效果未必好的方法呢。

        关于几个城市限购、限行的政策谈了很多年，笔者也建议过从框架上到细节上的一些措施，大处包括完善周边基础设施、加大不同区域间的公平性、改变户籍制度，小处包括公共交通免费、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等各个方面，同行们提出来的措施也是非常多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从各个层次上一次性进行改革，而是从细处入手，从到处着眼，逐步进行改革，相对汽车行业来言，至少不会出现类似限购、限行等对市场有着突变性影响的政策，这点要求，对于汽车行业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但是，我们喊着喊着，另外八个城市又即将开始限购行为，貌似学习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这个时候，媒体必须应该充分发声，给予即将实行该项政策的政府施压，一边能给整个汽车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

        前段时间，西安市拟将进行相应的政策，在媒体的舆论下终归搁浅，但是现在，不知道是各界给予的压力不够还是汽车市场的表现不好，“防污十条例”竟然这限行写进了通知里面，这对于汽车行业来讲，绝对是个噩耗。

        第三点、相关的监管部门需要从“管理思路”转换成“服务思路”。

        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交了非常多重的税，这里面包含我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这个数额非常庞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计算一下，基本上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人生努力的血汗钱大部分成了企业使用人才上交的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以及各类消费税，成了有钱的交钱、没钱的贷款继续交钱。

        当然，如果税收是我们服务国家的一项责任，这也罢了，我们想要一个更为“高性价比”的行政服务，这也不过分。再者，我们行政部门的人员一直被称之为“公仆”，就意面意思来言，就是“公共仆人”嘛，不论是制定政策或者执行政策的时候，“为人民服务”才是公仆们要践行的“企业文化”嘛。特别是，习总提到不要把前几个世纪的头脑带进二十一世纪使用，我认为就是告诫众多的“公仆”要转变思路，从管理的角度转换为服务的角度。

        就像这次停车位限制购车的建议来讲，在北京购车已经很难了，整体的控制加上运气，现在陡然间出现了限购买车位，然后才有资格购买车辆，到时候如果运气到了，北京市的停车位建设跟不上步骤怎么办。这种思路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没有体会到民众最紧缺的需求。

        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的生活中，在现在的政治生态中竟然还有生存的余地，真是让人费解。所以，当下媒体能够把事实展现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时候要想主动而不被舆论视为混乱政策，势必要进行相应的转换，在进行政策制定、事件调研的时候，从一个服务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更清晰和让人接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