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限购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深圳限购令的发布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令记者意外的是，不少人表示对“限购”本身可以“容忍性”接受，但政府消息发布的公开透明性值得质疑。当天，官方的不断“辟谣”，让随后正式发布的限购充满了戏剧性。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之后，深圳的“限购”折射出了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待限购?寰球汽车对此采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听听他们对汽车限购的看法。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牛凤瑞

　　城市得病，不能仅仅让汽车“吃药”

　　限购几乎都是基于两点：治堵和治霾。从社会舆论看，治霾的压力似乎更大些。但限购是否能实现目的，我看还是治标的成分多些。尽管现在已经限购了，但是从汽车的存量来看，还是处在不断增加的状态，只不过增速有所放缓。这也是不少地方“限购”的理由之一。

　　“限购”肯定有其合理性，也是缓堵的直接有效办法。但如果把治污治堵看作治病，我认为限购只是“止血”的包扎阶段，后期还要涉及消炎、治疗，甚至动手术、输血的治疗步骤。但从现状来看，大家似乎觉得一“限”就万事大吉了，后期如何更深入去解决问题，没有看到多少有诚意的行动。

　　其实，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拥堵都不是个案，特别是在中国一些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说明，拥堵不仅仅是车的问题，是这个城市“得病”了。轿车进入家庭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现在一说治堵，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拿汽车开刀，逐渐形成了“技术依赖”。这反应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一直以来，“政府说了算”的做法让优质资源集中到了一线大城市，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资源的分配问题。由于形成的时候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后期在遇到问题时，往往还是“政府说了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发挥，或者说发挥的不明显。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用市场的办法来执行社会管理政策

　　政府应该采取市场手段来推进社会或者环保政策，最简单的就是学习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也实行限购，但没有摇号，而是竞拍的方式。而且，获得的号牌有10年的使用期，并不是无限期使用。通过这种市场化柔性的方式来控制机动车总量。

　　控制总量是大城市治理交通和环境的必须手段，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但仍要采取限购措施。我们在限购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市场的作用：拍卖也好，收费也好，通过经济手段限购所产生的经济费用可以用来补贴公交。交通有其外部性，比如占用道路资源、排放等，不是完全放开才是市场的做法。

　　限购如果处理的好，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通过收费来补贴公共交通;反之，如果只是一味限购，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可能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摇号表面公平，其实是不公平。购车意愿与需求也分强烈与不强烈，就好比感冒患者和阑尾炎患者都在等待急诊，但看急诊要摇号。这能是公平吗?上海拍牌也只做对了一半，一个牌照可以用一辈子，这样就容易引起炒作。而且，如果一个人占有号牌资源而没有发挥号牌的最大作用，反而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通过市场的办法来执行社会管理的政策，通过机制来治理交通、污染，中国人应该有这种智慧。城市管理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机制去控制机动车的外部性，就是谁使用、谁收益、谁付费。剩下的就是靠市场的机制来实现。

　　成都市政协常委、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蒲虎

　　立法限购

　　交管部门一般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是其限行的法律依据。

　　我认为，仅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绝没有赋予交管部门“尾号限行”的具体职权，且交管部门采取上述限行只能是临时性的，而非长期，甚至永久性的限制或禁止。

　　限购措施应采取立法的形式出台，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或者政府某个部门在一夜之间出台一则《通告》或《通知》，否则存在合法性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