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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原贵州省省长、原山东省省长以及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出任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争论。其实，高官进入上市央企当独立董事，要从我们的官员退休制度谈起。我国客观上存在五级政权：中央、省（市、区）、市（州、盟）、县（市、区）、乡镇，大多数官员到了年龄都是要退休的——男的60岁，女的55岁。但是，正职一般会再工作5年左右，以厅级为例，一般会在人大、政协任专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如果人大、政协都安排不了，还有政府参事室可以去。当然，现在还可以当独立董事。副厅级一般来说到了60岁就休息了，有机会去参事室的可谓凤毛麟角。省部级党政正职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所以大多是68岁；省部级副职是65岁，但60岁以后要安排在省级人大、政协等“二线”当副主任或者副主席。这样的安排，既是为了让老同志发挥作用、贡献余热，或许也是为了再享受5年的待遇吧。当然，这也增加了各级财政的开支。因此，过了70岁还当独立董事，还在干革命工作的，确实少有。年龄大了，就该好好休息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不长，因此，独立董事制度也谈不上质量有多高。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发端于美国。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根据该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因此，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这字里行间说明了一个问题：退休官员当上市国企的独立董事不太合适。独立董事要保障公司的整体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而退休官员的独立董事身份来自于政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种独立董事为谁说话，不言而喻。
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独立董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有很好的表述：从董事会的组成，可得知企业的价值观与文化：董事会有高比例的家族成员，反映的是一种“家文化”；有高比例的政府官员，显示此企业的经营依赖政商关系；有高比例的职业人士，则反映企业市场导向的经营理念。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官员领导与官员董事未必创造股东价值，反有折价效应。数年前美国《金融经济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检视了630家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IPO后的市场表现，发现首席执行官是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上市公司，在IPO之后的3年时间里，市场整体回报率的价值损失超过40%，而由未曾担任政府官职的CEO领导的损失仅为10%。因此，官员领导与官员董事，会被股票投资人解读为一种寻租文化，他们担心无法分享此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利益。
但是，谁来当年薪18万（报道中，上述三位独立董事的年薪达18万元）的央企独立董事，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罢了。实际上，好的独立董事队伍，是公司快速发展的健康力量。例如，沃尔玛15人的董事会组成非常多元化，其中4人是内部董事，包括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两个儿子和公司的现任及前任CEO，其余11人全部为外部董事，其中6人来自其他知名企业，包括可口可乐的前任CEO和万豪酒店集团的首席运营官等高管人员，另外有3人是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专家，1人是哈佛商学院的退休教授，1人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内阁成员。这一涵盖了政治、学术、投资、实务界并以高管人士为主的董事会，无疑可以为沃尔玛复杂的运营提供有效的决策帮助。这其中完全看不到政府官员的身影，可见董事会不是“养老院”。企业家应该通过董事会这一重要的机构向投资者和利益相关人有效传递出经营战略、企业价值观等重要信息，使其可以对公司价值和发展作出合理的评价。官员独董多了，行家独董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