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不眠夜。
从北京到贵阳，再到广州，再到天津和杭州，一个个不眠夜，让我们见证了“有形之手”的威力，也见证了“有形之手”下汽车市场的畸形和疯狂。25日晚7时，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否认和辟谣之后，传闻已久的杭州市小客车限牌措施终于靴子落地。
当晚，杭州市政府召开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和机动车限行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零时起杭州市实行机动车总量调控管理。会上宣布，杭州市从2014年3月26号零时到2014年4月25日24时止，全市暂停办理小客车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的变更登记，未来小客车增量指标则要通过摇号和竞拍两种措施获得。杭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局长范进军介绍说，根据《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机动车增量指标以12个月为一个配置周期。每个周期配置额度为8万个，按月度分配，并不得跨周期配置。增量指标按照8:2的比例配置，即：每个配置周期内，以摇号方式配置的增量指标为6.4万个，以竞价方式配置的增量指标为1.6万个。单位增量指标站配置额度的12%，个人占88%。
至此，杭州已成为继北京、贵阳、上海、广州和天津之后，国内第六个实施汽车限购的城市。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乐华在会上表示，杭州限牌的模式主要参照了广州、天津的做法。事实上，早在2012年7月广州“半夜鸡叫”宣布限购之后，笔者就曾在搜狐博客平台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影响力大于北京 广州模式或成为限购模板》的文章（链接如下：http://huangbabe.blog.sohu.com/226431610.html），当时我就提出——正当人们为广州将参照“北京摇号模式”还是“上海拍卖模式”而争论不休时，素来走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再次让人大跌眼镜。这种将“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融合在一起的做法，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或将被其他蠢蠢欲动想要限购的城市所效仿。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担心，是因为摇号和拍卖相结合的做法，一方面保证了中低收入者通过摇号获得车牌的公平性；另一方面，让确实有需求的人和有钱人可以通过竞拍方式优先获得车牌；其三，在“公平性”的大原则下，保证了政府的收益。在保证不引起群情激奋的大前提下，又能保证政府的收益，一举两得，地方政府何乐而不为？
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北京作为首都，限购也是经过反复探讨，并征得国务院同意。而广州无论是拥堵状况、汽车保有量都无法与北京相提并论，并且在程序上也有漏洞。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引起效仿。果不其然，在治污和治堵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限行限购的行列。
去年年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就透露，目前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和武汉八大城市均存在实施汽车限购的可能。一旦这些城市实施限购，当地汽车销量将减少40万辆左右，下降25%左右。虽然部分城市否认了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可能，但也有城市表露出实施限购的意向。今年8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发布《美丽天津建设纲要》，提出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趋势，适时考虑采取限购、限行等办法，控制机动车数量过快增长。10月，南京出台《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及《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 2020)》，首次提到南京市政府为控制机动车总量，重点控制大型载客汽车和重型货车的增长，适时制定限购调控措施。
在各地的讨论和征求意见陆续展开的时候，河北石家庄市已经制定了《石家庄市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明确自2014年市区内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外，还将借鉴外地经验，研究制定 《石家庄市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自2015年起实行小客车指标摇号配置。除石家庄之外，部分其他地区也在酝酿通过机动车限行方式缓解大气污染。据媒体报道，湖北省法制办日前公布了《湖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当雾霾天气持续达3天、能见度小于3000米时，除公交车外，所有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紧接着，11月底，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大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这标志着大连市立法控制机动车保有量获批，也说明该市距离通过限牌的方式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又近了一步。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中心主任吴长利表示，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急剧增长，已经成为影响大连大气环境质量，导致雾霾天气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开展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出行量调控政策，是从源头上减少机动车排气污染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而在去年被传闻6次、辟谣6次的杭州，和贵阳、广州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得“限购第六城”的“荣誉称号”，真不知道这是城市之悲，还是之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这几年来，汽车企业都将二三线城市视为主战场，以及未来车市可持续发展的源头。一旦限购和限行真正在这些城市实施和蔓延，对于车市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蹇兴超也曾公开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像日本一样，每家每户都能买的起车，但用得很少，主要在周末去使用。”
到底是限制拥有，还是限制使用，还是两者兼施，这确实是考验中央决策层和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在想方设法完成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前提下，相关政府也应该多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一限了之。“地方限购是最简单、无风险、无成本且最容易采取的城市当局所能够施行的办法。”正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所说的，限购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和人们的购车权力，也是无视社会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政策。
记得2011年7月贵阳限购的时候，就曾掀起一波激烈的讨论。国务院也出台过相关文件，不允许地方出台限制汽车销售的政策。如今，在各地紧抓落实城市治污的时候，我们更要警惕各地政府私自实施的限购措施，还汽车市场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
更让人担心的是，随着各地限购风声越来越紧，很多还没限购的城市消费者也陷入恐慌性购车行列，这严重破坏了汽车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