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产一年多以后,中大客车终于要复产。
6月3日,中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徐中大告诉汽车商报记者:“政府终于行动了,工作组今天与中大见了面,计划这个月开始恢复生产经营。”按照徐中大的说法,中大工人们硬撑了9个月没有工资的局面就要结束了。
然而,徐中大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他依然要面临来自各方的问题与压力——“股权不明,‘老板’太多才是中大问题的核心”。
政府干预
本报记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根据1997年盐城市政府的股权界定文件,徐中大与徐连宽共同持有集团52.5%的股权,员工占股42.5%,盐城市政府占股5%。同时,在徐中大向本报记者出示的中大工业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中大工业集团的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盐城市人民政府在今年5月26日的《专题会议纪要(第26号)》中指出:“协商处理历史上遗留下的5%股权调整问题,抓紧完善相关手续,确保不影响中大集团的股权变更登记。”
为什么政府会持有一个企业5%的股权?
“上世纪90年代成立中大的时候,苏北的政策对于民企还不是那么支持,甚至有些排斥,所以只能拿5%的股权出来,在政府那里挂个名。”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有政绩、企业有面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政府与社会根本不会采购民企的产品。政府排斥民企,这就是当初我们的生存环境。挂个集体企业的名号,对刚刚成立的中大是有益的”。同时徐中大提醒记者:“这根本就是个虚名。”
徐中大表示,政府所谓的调整意义极为含糊,到底是还给他们,还是需要回购,目前并不明朗。
根据上述《会议纪要》中的描述:“对(中大集团)重组前的欠税,可按地税有关规定,分期分批缴纳到位;对重组后的税收问题,请市税部门帮助落实企业重组应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中大欠税?这个问题到了徐中大口中,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变化:“16年前,政府就有一笔6000万的政策性退税没有退给我们,理由居然是‘政府没钱’。这笔钱一直拖欠到现在,中大现在很困难,没有钱,所以这笔钱我们坚决要要回。同时我们也要政府重视我们,不要在关于中大的问题上推来推去。”
不仅仅是钱,按照徐中大的说法,政府中有人要把他的企业卖给当地另外一家汽车集团,所以才出现了种种阻碍。现在,徐中大要“正本清源”。
对此问题,6月4日本报记者辗转拨通了盐城市政府工作组组长、汽车办主任顾汝华的办公室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徐中大的说法也无法得到印证。
五个老板
然而,徐中大需要“正本清源”的不仅仅是中大的企业性质与其跟政府的关系。对于民营家族企业来说,永远逃不掉的话题是财产与权力的分配。有调查显示,中国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因此产生矛盾。而恰恰是徐中大与徐连宽共同持有的52.5%,成为了集团内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三弟徐连宽认为这52.5%的股权,如果分配的话我俩一人一半,但界定股权只有政府才可以做,这是政府职能。我的要求很简单,份额上只要比他多一点点——1%就行。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我是中大真正的老板,他对中大的贡献没有我多。”徐中大表示,多年前,他与徐连宽并未签订任何关于二人股权份额界定的协议,这也成为了如今的麻烦。
股权份额的界定需要政府解决?本报记者在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后并没有发现此种说法。对此,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金作鹏向本报记者表示:“国企的股权转让、变更高管等等需要国资委的审批,但也不涉及份额问题。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如果双方之前有协议,应该遵从当初的协议,如果没有协议,共有的股权应该平均分配。”
不仅仅是徐连宽。“老大多了必翻船。”徐中大说,在企业管理方面,他犯了“常识性错误”。“我父亲、我、三弟徐连宽、主管汽保的四弟徐仕、中大集团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徐耀群——现在中大一共有五个老板。”按照徐中大的说法,这四人对他手中的股权觊觎已久,“三弟、四弟、我父亲,再加上徐耀群,都各自占着一块利益,他们现在就想我退了,各自再去占一份——不占白不占。”
随后,徐中大选择在半年之前退出管理层,只做股东、局外人——“我要看他们去争”。而自2001年中大国际在港股上市后,中大集团内部也存在各自争利的现象。“导火索就是2011年的中大香港事件。”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
导火索
资料显示,2011年9月,中大国际发出公告,指出主席徐连国(现改名徐中大)及副主席徐连宽兄弟未能向董事会合理解释一笔1.5亿元人民币款项的用途,决定即时暂停二人董事职务。
中大国际通告指出,集团在2011年6月原拟将旗下附属公司盐城中大汽车设备在内地一笔1.5亿元人民币存款转汇其中一部分至香港作偿还贷款用途,并将转汇工作交由徐氏兄弟负责。不过,董事会发现二人直至8月仍未执行汇款,二人其后解释,该笔款项已被提取作集团其他用途,但董事会相信他们未披露全部事实,决定暂停二人董事职务直至取用资金事件圆满解决,事件交由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
对此,徐中大表示,根据他的猜测,这是香港方面为利益想把中大国际据为己有。“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两年间都在等政府出手,但应该和香港那边的负责人有关系。中大国际上市十年,我都没拿过工资,而深圳公安局方面对此事早有定论——1.5亿元我分文未用。这件事,我也已经举报投诉到中纪委备案了”。
除了利益上的纷争,徐中大还要面对他与徐连宽在思想与决策层面上的矛盾。“十几年前我要做新能源客车,三弟就反对,当时他反对的理由是烧钱——这我也理解,但后来我和集团几位领导还是坚持做下来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两个的意见不和,也没有好好地谈一谈。”
当记者问到具体事件时,徐中大表示,徐连宽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务虚”,而他一直想让这个弟弟往职业经理人的方向发展。“如果他是这种角色,中大早做大了。这就是定位的问题”。另外,徐中大向本报记者透露,无论是公事还是家事,他与徐连宽已经许久没有进行过谈话了。
6月4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到徐连宽,徐连宽仅仅简单回答“不愿意对外多谈”。
谈话的最后,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6月4日晚些时候,民生银行的领导会来跟他谈注资的问题。“中大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现金。上次他们带了30个亿,但市政府的人出面干扰,只允许他们将这笔钱贷给本地的另一家企业,让他们重组中大,所以没有谈成。希望这次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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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9 出处:汽车商报 [原创] 责编:王思
停产一年多以后,中大客车终于要复产。
6月3日,中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徐中大告诉汽车商报记者:“政府终于行动了,工作组今天与中大见了面,计划这个月开始恢复生产经营。”按照徐中大的说法,中大工人们硬撑了9个月没有工资的局面就要结束了。
然而,徐中大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他依然要面临来自各方的问题与压力——“股权不明,‘老板’太多才是中大问题的核心”。
政府干预
本报记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根据1997年盐城市政府的股权界定文件,徐中大与徐连宽共同持有集团52.5%的股权,员工占股42.5%,盐城市政府占股5%。同时,在徐中大向本报记者出示的中大工业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标明,中大工业集团的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盐城市人民政府在今年5月26日的《专题会议纪要(第26号)》中指出:“协商处理历史上遗留下的5%股权调整问题,抓紧完善相关手续,确保不影响中大集团的股权变更登记。”
为什么政府会持有一个企业5%的股权?
“上世纪90年代成立中大的时候,苏北的政策对于民企还不是那么支持,甚至有些排斥,所以只能拿5%的股权出来,在政府那里挂个名。”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有政绩、企业有面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政府与社会根本不会采购民企的产品。政府排斥民企,这就是当初我们的生存环境。挂个集体企业的名号,对刚刚成立的中大是有益的”。同时徐中大提醒记者:“这根本就是个虚名。”
徐中大表示,政府所谓的调整意义极为含糊,到底是还给他们,还是需要回购,目前并不明朗。
根据上述《会议纪要》中的描述:“对(中大集团)重组前的欠税,可按地税有关规定,分期分批缴纳到位;对重组后的税收问题,请市税部门帮助落实企业重组应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中大欠税?这个问题到了徐中大口中,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变化:“16年前,政府就有一笔6000万的政策性退税没有退给我们,理由居然是‘政府没钱’。这笔钱一直拖欠到现在,中大现在很困难,没有钱,所以这笔钱我们坚决要要回。同时我们也要政府重视我们,不要在关于中大的问题上推来推去。”
不仅仅是钱,按照徐中大的说法,政府中有人要把他的企业卖给当地另外一家汽车集团,所以才出现了种种阻碍。现在,徐中大要“正本清源”。
对此问题,6月4日本报记者辗转拨通了盐城市政府工作组组长、汽车办主任顾汝华的办公室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徐中大的说法也无法得到印证。
五个老板
然而,徐中大需要“正本清源”的不仅仅是中大的企业性质与其跟政府的关系。对于民营家族企业来说,永远逃不掉的话题是财产与权力的分配。有调查显示,中国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因此产生矛盾。而恰恰是徐中大与徐连宽共同持有的52.5%,成为了集团内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三弟徐连宽认为这52.5%的股权,如果分配的话我俩一人一半,但界定股权只有政府才可以做,这是政府职能。我的要求很简单,份额上只要比他多一点点——1%就行。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我是中大真正的老板,他对中大的贡献没有我多。”徐中大表示,多年前,他与徐连宽并未签订任何关于二人股权份额界定的协议,这也成为了如今的麻烦。
股权份额的界定需要政府解决?本报记者在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后并没有发现此种说法。对此,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金作鹏向本报记者表示:“国企的股权转让、变更高管等等需要国资委的审批,但也不涉及份额问题。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如果双方之前有协议,应该遵从当初的协议,如果没有协议,共有的股权应该平均分配。”
不仅仅是徐连宽。“老大多了必翻船。”徐中大说,在企业管理方面,他犯了“常识性错误”。“我父亲、我、三弟徐连宽、主管汽保的四弟徐仕、中大集团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徐耀群——现在中大一共有五个老板。”按照徐中大的说法,这四人对他手中的股权觊觎已久,“三弟、四弟、我父亲,再加上徐耀群,都各自占着一块利益,他们现在就想我退了,各自再去占一份——不占白不占。”
随后,徐中大选择在半年之前退出管理层,只做股东、局外人——“我要看他们去争”。而自2001年中大国际在港股上市后,中大集团内部也存在各自争利的现象。“导火索就是2011年的中大香港事件。”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
导火索
资料显示,2011年9月,中大国际发出公告,指出主席徐连国(现改名徐中大)及副主席徐连宽兄弟未能向董事会合理解释一笔1.5亿元人民币款项的用途,决定即时暂停二人董事职务。
中大国际通告指出,集团在2011年6月原拟将旗下附属公司盐城中大汽车设备在内地一笔1.5亿元人民币存款转汇其中一部分至香港作偿还贷款用途,并将转汇工作交由徐氏兄弟负责。不过,董事会发现二人直至8月仍未执行汇款,二人其后解释,该笔款项已被提取作集团其他用途,但董事会相信他们未披露全部事实,决定暂停二人董事职务直至取用资金事件圆满解决,事件交由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
对此,徐中大表示,根据他的猜测,这是香港方面为利益想把中大国际据为己有。“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两年间都在等政府出手,但应该和香港那边的负责人有关系。中大国际上市十年,我都没拿过工资,而深圳公安局方面对此事早有定论——1.5亿元我分文未用。这件事,我也已经举报投诉到中纪委备案了”。
除了利益上的纷争,徐中大还要面对他与徐连宽在思想与决策层面上的矛盾。“十几年前我要做新能源客车,三弟就反对,当时他反对的理由是烧钱——这我也理解,但后来我和集团几位领导还是坚持做下来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两个的意见不和,也没有好好地谈一谈。”
当记者问到具体事件时,徐中大表示,徐连宽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务虚”,而他一直想让这个弟弟往职业经理人的方向发展。“如果他是这种角色,中大早做大了。这就是定位的问题”。另外,徐中大向本报记者透露,无论是公事还是家事,他与徐连宽已经许久没有进行过谈话了。
6月4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到徐连宽,徐连宽仅仅简单回答“不愿意对外多谈”。
谈话的最后,徐中大告诉本报记者,6月4日晚些时候,民生银行的领导会来跟他谈注资的问题。“中大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现金。上次他们带了30个亿,但市政府的人出面干扰,只允许他们将这笔钱贷给本地的另一家企业,让他们重组中大,所以没有谈成。希望这次有个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