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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有话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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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眼中的“汽车专家”:我不是汽车的拥趸

2018年01月02日 出处:V讯网总编 [程远] [原创] 下载

  程远,1946年生,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退休前是《经济日报》著名的高级记者,现任V讯网总编辑、寰球汽车集团高级副总裁。

  2017年11月下旬,深秋的广州依然温暖,广州车展媒体日下午,《汽车公社》记者一行三人和汽车媒体圈的泰山北斗程远老爷子一起,用了三个多小时回忆他当年的“学霸”青春、波折的文革岁月和汽车业波澜壮阔的历史。

  虽然明年将迎来自己第六个本命年,老爷子依然精神甚好,记忆清晰,但固执不改。时而感叹时光,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又露出老顽童式的微笑。

  作为光阴的见证者,中国汽车最出色的记录者和观察者,程老师始终是我辈难以逾越的丰碑。

  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见证并记录了中国汽车的成长史。然而,他居然说自己对车没有太多兴趣,写车完全是当作一份工作来干的,凭着“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倔强习惯,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他有拨弄汽车业风云的手,亦有鲁迅般一针见血的笔,他首先是一位评述宏观经济的高级记者,然后才是一位汽车行业的历史见证史官。

  他说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最爱的身份是历史学家。因为历史深刻,饱含哲思,或许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的每一篇报道。问他如何才能深刻?他说,唯有多思考。

  “年轻时我几次都差点儿'折'了”

  说起求学时代和年轻的岁月,“我有好多好多故事,特别是有两次奇遇。”程远饶有兴致,又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时光,“考大学和考研的关键点上遇见了生命中两位贵人,将我的命运引向了今天。”

  程远在小学四年级时偶遇一群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他们讲了大学的生活,小小年纪的他就萌生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开始了准备考大学,此后的学习生涯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跨越式发展的。这位追梦少年初中时开始自学逻辑学、语法、文学史,并大量背诵诗词和古文名篇,高中语文课本有近一半是古文部分,不管老师有没有要求,程远统统背得滚瓜烂熟。在数理化课堂上他则边听讲边做作业,从不将作业留到课后,还经常被老师批注“100分,传阅”。程远课上努力,就是要把节省下来的课后时间全部用来阅读文史类书籍。这样的学生,放在如今无疑是一位超级“学霸”。

  文革前“末班车”进入大学的程远,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了5个志愿,都是与文学、历史有关——除了学校要求他必须填报的北广外语系第五志愿以外。此前学校还要求他由文转理工,报考北京航空学院,因为跨度太大,就没有服从,程远内心倍感压力。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偏偏被北广录取了,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失望的程远就把通知书扔在地上用脚踩,固执地说:“不去上,明年重考。”

  或许人生就是带着某种使命来的,该你走的路,再扭也会有人引导你前行。这时程远所说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是他中学外语老师刘尧卿,一位北京下放的“错划”右派。这位刘老师平时房间门窗紧闭,几乎不与人交往,但他却很珍惜程远这位有才华的学生,就不辞辛劳,亲自寻到安康城里一个叫南马道的小胡同,劝说程远去报道,他说,你喜欢文学,那些文学家像鲁迅、朱自清、郭沫若这些人最初也都不是学中文的,后来不是也都成了文学大家。”听了这番教诲,程远这才肯去广播学院外语系上学。程远说:“否则,文革前大学的末班车就赶不上,可能要做一辈子知识青年了”。

  刚进广院一年,就赶上文革,年轻率直的程远又吃了不少“愤青”的苦。朋友告发他有攻击“中央文革”言论,诬其为“炮打中央文革”的“516分子”,被清查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每天就是写交待材料,挨批斗,整夜不让睡觉”。

  适逢中央“战略疏散”,广播学院整体搬到保定望都县乡下,“那时真的不想活了,私藏了房东一把剪刀,随时准备自杀”。

  7、8个月后,“上边”说不存在“516”组织,但是程远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吹”不了,致使他的毕业分配一波三折。当时四人帮还没粉碎,程远就进不了原定的国际电台。经过辗转颠簸,他回到了陕西安康老家,进了县广播站,由于是“科班出身”,很被重用。但三个月后,档案材料寄到了县里,发现档案中有189份“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县广播站就将他退回地区分配办了。工作没了了,程远在无奈之下,就到北京上访,访了半年,虽经中央广播事业局发文,“不影响使用”,但不能入党,不能提拔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后,经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批示,才消除黑材料,被彻底平反。

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温济泽

  1980年他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由于复试老师身体欠恙,半途返回北京,程远未经复试,不能入学。这时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温济泽,时任社科院干部局局长兼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他说了句“这个人我了解,让他来。”说起来,在这之前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往事。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也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广院教书。文革后期搞“三结合”,程远了解到温济泽13岁就参加革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他就主张“解放”温济泽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这事遭到一些人强烈反对,在校园里张贴大标语,说炮打中央文革分子程远,“妄图给老右派温济泽翻案”,“砸烂他的狗头”。

  对文革现状,程远想起两句古诗:“鸾鸟凤凰日益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但想不起出处,就请教温济泽。温济泽告诉程远,语出屈原《涉江》,写成字条交程远,并赞扬程远的治学精神,要他坚持学习和独立思考。由于温济泽的亲自干预,程远总算比别人晚十天进入了研究生院。程远感慨地说:“没有温公,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一个卓越的记者 也是一个顽固的愤青

  如果不打断老爷子,程老师总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记者生涯,时而悲天悯人、时而精进苛刻、时而犀利批判、时而又快乐得像个孩子。

  我们好奇地问他:“您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位行业的专家?”他很坚定地说:“我是一位高级记者。”

  1983年,程远研究生毕业,不心甘情愿地被刚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副总编、硕士导师张沛要到《经济日报》。刚进入《经济日报》的程远也有一段职场新人的小磨难,冷板凳坐了三个月。“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他回忆说。

  陕西人的倔劲,程远很快就发挥得淋漓尽致。没多少时间,他硬是把当时几个冷门的钢铁、化工、汽车、统计等行业跑出了从未有过的精彩,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领导的重视,曾被召进中南海和中央党校解读行业形势。

  程远跑国家统计局,把当时冷僻、没有多少人关注的部门跑成了热门,几乎天天有新闻,周周上头条。说到这段经历时,老爷子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与开心。

  在《经济日报》从业20余年,他以心愿为炉,笔端为炭,把自己跑成了首批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就是没跑出一顶“乌纱帽”来。

  在当官和记者之间,内心更倾向于后者。记者可以激昂文字,能为民族发声,体现个人精神价值。但在那个官本位浓厚的年代,人们对头衔的尊重胜过才干,也因此程远会憋不住气发火。现在看来这种直率的质疑和反抗精神是可以理解的,进而也觉着他的可爱。

  他的师兄艾丰——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称,程远是“学者型记者”,善于思考,他的“倔劲”让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是相关领域的“权威记者”和“大腕记者”。

  而他自己则认为,记者成为他的终身专职业,实在是一场误会,如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阅读往昔,以鉴当今。

  然而,程远仍然被历史推进磅礴发展的汽车洪流中。也许中国少了一个悲愤而深刻的历史学家,但是却多了一个敢说敢言、直陈写实的行业卓越记录者。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程。国家垄断的汽车行业,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时期,程远以媒体人的身份,成为其中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清醒睿智、真知灼见,文笔犀利辛辣、论述磅礴大气,打开了中国汽车业的全新视觉。

  他以汽车行业的专家学者身份受邀中央参与政策研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汽车行业的发展交流,著书立作《留下的并非一片空白》、《谁来装备中国》和《程远有话说》。而这位汽车行业的时光见证者却说:“我不爱汽车,完全把它当成工作,就跟钢铁、化工一样,只是想把它做到最好。”

  程远说的“最好”是指“记者要写出能够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这种思想的自觉性不仅是出于民族情怀,更是他站在宏观经济高度去关注汽车行业的独特视角。他文章的深刻性,除了他的深邃思考外,还与他深入一线采访,与各相关部委负责人及各车企高管的深交有关。

  历史无结尾,岁月亦无始末,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程远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汽车这些年》的自序中说:以我的年龄,“这些年”有可能是我对中国汽车的最后奉献。然而,文字是悠远流长的,思想也是延续传承的。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汽车史的光阴见证者,在六转轮盘之后,还会依然活跃在网络新媒,与车界高管面对面对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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